楊照先生這篇文章認為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內容經營手法讓香港公民意識低落，於是最終造成了如今他成為言論自由烈士的結果。我很多朋友認為推論頗有道理。
請見：https://www.facebook.com/zhao.yang.37/posts/3184549131643618
但我認為這樣的推論太過粗糙。
首先，把矛頭對準蘋果日報跟壹週刊，似乎認為以前香港跟台灣本來的其他媒體能提供充足且能吸引讀者關注的國際大事、不偏頗有見地的政經分析、讓文人雅士知識份子打造公共論域。從內容上來說這不符事實，臺灣大眾媒體瑣碎化、猛報導跟社會公共利益無涉的內容，很早就開始了。而臺港兩地因為地緣關係，因為國際政治因素，長期以來大眾對國際參與陌生且無興趣，更是早已存在的狀況，不能推給黎智英。
再者，就假設一下，黎智英沒有那樣去經營蘋果跟壹週刊，而是一開始就做得像是報導者、公共電視那樣，給讀者他們應該知道的，而不給他們想要知道的，那麼蘋果跟壹週刊能夠獲得夠大的影響力嗎？能夠賺到錢、用高薪請人、維持生意嗎？我認為最好也最可能的結果就是燦爛幾年然後早早倒閉，始終不會有足夠的影響力。
而且，除了黎智英以外，其他沒有反共信念，但同樣敏銳嗅到讀者欲求的商業媒體人，也所在多有。可能晚個幾年，但類蘋果的媒體總是會出現的。就像各種科技發明，如燈泡、電話、汽車...通常都同時有多人提出。
最後，香港跟台灣的公民這幾十年來，公民意識真的沒有成長嗎？如果沒有，就不會有一代代年輕人挺身而出了。我們可以期望媒體負起培養公民意識的社會責任，但認為責任都在媒體，而且是一家媒體身上，這期望就太不實際了。公民意識（假設我們談的是同一種東西，一種共同體），仰賴社會中千萬個網絡的互動、拉扯、對立、共生、合力而浮現。教育、家庭、經濟、歷史、科技......太多因素都起碼與媒體同等或更重要。
我對黎智英的傳媒經營手法不是沒有批判。我年輕時有很長一段時間參與的社會運動主要就是媒體改革，但對象不是只有壹傳媒。回頭想想，媒體改革運動也讓許多跟我一樣年輕人萌生起了公民意識，對於社會其他重要議題被八卦瑣碎的報導掩蓋而不滿，所以才從將近 16 年前開始有草根媒體、公民媒體的倡議與行動。
這麼說，也不是要感謝黎智英跟糟糕的媒體刺激出台灣人的公民意識。前面說過了，公民意識是在複雜的網絡互動中浮現的，像楊照先生這篇文章這樣把公民意識的欠缺歸咎給黎智英，或是把公民意識的生成歸功給黎智英，我認為都是片面且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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